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会计师事务所选择的影响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关于审计师选择：

企业选择审计师（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为动机或是需求来源，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在理论基础方面，目前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信号理论、保险理论以及代理理论（该分类参考：杜兴强amp;周泽将，2010；王艳艳，2007）。

其中信号理论的中心观点为管理当局与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导致投资者对企业保有直觉上的怀疑，因此需要通过聘请高水平的外部审计人员来传递一种“信息可靠”的信号，以此来缓解投资者怀疑所带来的股票定价过低等问题（谢军和李明辉，2003）。这一理论主要体现在企业的IPO过程中，因为首次上市是投资者对企业价值与风险的一次关键评价，例如Copley和Douthett（2002）就发现具有较高IPO前风险特征的公司普遍选择了信誉较高的审计师（虽然Beatty（1989）证明了从短期来看，这种选择会导致较低的初始收益），同时他们还认为审计师的选择可以和有利的收益披露共同组成IPO公司将会保留所有权的替代信号。在国内，赵莎（2008）发现我国IPO上市公司在选择普通会计师事务所时会重点关注成本最小化原则，而在选择高声誉事务所时却不会过于关注成本，进而提出对审计信息功能的需求是我国IPO公司自愿进行审计的主要动因。而Guedhami et al.（2014）则在对企业与政治关联的研究中发现，具有政治联系的上市公司更有可能任命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师，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公司的内部人员渴望提高会计透明度，以说服外部投资者，他们避免利用联系来转移公司资源。这提供了除IPO公司以外普通上市公司也在利用审计师相关信号的证据。除此之外也有国内研究（张敏等，2012）发现这一信号不仅存在于管理者和投资者之间，也存在于企业和供应商、客户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他们发现随着关联企业集中度的上升，公司选择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概率呈现出U型关系。再进一步讲，大量的研究表明，选择高声誉的审计师的确能为企业带来好处，如高估值和低股权融资成本（Guedhami et al.，2014），更长的债务期限（Ghoul et al.，2016），更高的收益质量（Srinidhi et al.，2014）等，这从侧面反映了审计师选择信号的价值和可信性。虽然这一理论已经得到了大量研究的佐证，但是其在中国市场中的表现却不甚明显，主要表现为选择具有高信誉的大型事务所的企业非常有限，谢军和李明辉（2003）总结了七点原因，主要还是集中在我国目前尚未完全成熟有效的经济、制度以及法律环境上，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不能确定这一结论是否依然成立。

与信号理论不同的是，保险理论则将审计作为一种分散风险的工具来看待。从投资者的角度看，审计师可以被视为财务报表的担保人，投资者愿意支付额外的审计费用来获得通过诉讼从审计师那里收回投资损失的权利（Menon and Williams，1994），这一观点的初始证据来自于对于L＆H会计师事务所破产事件的研究中（Menon and Williams，1994；Baber，1995），而其理论基础则来源于Dye在1993年发表的“Auditing Standards, Legal Liability, and Auditor Wealth”一文中，通过对审计师是否遵守审计准则问题的研究，Dye提出了一个模型：认为审计价值包含两个部分：信息部分（informational component）和保险部分（liability component）。虽然Baber（1995）的研究表明了这两种价值的综合作用，但是却没能有效地将这两种价值进行分离（杜兴强，2010）。Willenborg（1999）则通过限制研究范围局限在小规模上市公司上来区分企业对这两种价值的需求，他援引了SEAS第7号文件中对发展阶段行业的定义，推断此类企业IPO过程中审计本身的质量无关紧要，但是却存在很强的对于保险的需求，最终的实证分析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保险理论在审计师选择层面的重要影响。但是薛祖云等（2004）通过汇总国内外现有理论材料提出：审计保险价值的存在必须同时满足两个前提条件:（1）信息使用者具有向注册会计师提起诉讼的权利;（2）注册会计师需具有相应的赔偿能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一理论在不同国家不同市场中的实用性。

最后一类是代理理论，Jensen和Meckling（1976）综合产权理论、财务理论以及代理理论，提出了企业对外部监督机制的需求来源于降低代理成本的动机，这一观点成为了后期大量学术研究的理论基础。Chow（1982）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选取杠杆率、公司规模、基于会计的债务契约以及管理者所持有的所有权作为研究变量，最终结果支持Jensen和Meckling的基本观点，即代理问题在审计师选择中的重要作用，不过关于管理者持有的所有权部分因度量问题未被显著证实。类似地，DeFond（1992）从企业更换审计师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发现当管理人员发觉可能存在的代理冲突时，将会更换审计师。针对代理问题，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发生在所有权和控制权之间，一类发生在内部控制人员（大股东）和其他外部投资者之间。上述研究的重点主要在于第一类问题，并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而后期的相关研究，尤其是我国范围内的研究则更多集中在第二类问题上，这主要是因为该问题在新兴市场中存在普遍性（Zhang et al.，2019），在我国市场上尤为严重（王烨，2009）。我国学者从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究，并发现：大股东占款越高（高强和伍利娜，2007），大股东持股越多（车宣呈，2007；王鹏和周黎安2006），代理层级越多（孙铮和于旭辉，2007），股权控制链条越长（王烨，2009）的企业越有可能聘请高水平的会计师事务所，这些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第二类代理问题的存在和程度是企业选择审计师的重要影响因素。从另一个角度讲，大部分学者在探究企业选择会计师的需求来源的同时，也同时关注到了外部审计作为一种外部监督手段而能起到的公司治理作用，这种作用的体现依旧和代理理论相关联：Becker et al.（1998）证明了高水平审计师可以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而Krishnan（2003）、Balsam et al.（2003）则进一步地发现专业化的审计师比非专业化审计师的作用更加明显，类似地Guedhami et al.（2014）发现拥有四大审计师的公司表现出较低的收益管理水平；Srinidhi et al.，（2014）在对家族企业进行研究时，发现治理有力的家族企业会选择更高质量的审计，进而表现出比其他家族企业更高的收益质量；车宣呈（2007）证明独立审计师选择与治理因素之间具有总体相关性，认为独立审计具备了治理功效；王鹏和周黎安（2006）、王烨（2009）、王倩（2014）、洪金明等（2011）均发现选择“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能够降低控制性股东的资金侵占程度；周泽将和宋淑婵（2019）证明审计师选择在海归高管和企业价值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即选择高水平审计师可以促使海归高管人员同企业的利益更为一致，进而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张嘉兴和傅绍正（2014）、曹国华和骆连虎（2015）则论证了有效的内部控制和高质量的注册会计师审计均可有效抑制盈余管理行为，并且两者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由此可见审计师的选择和企业代理问题（公司治理）之间存在的紧密相关关系

另外，鉴于本次研究主要关注中国市场，我们必须再讨论一下有关政治联系的作用。雷光勇等（2009）进行了针对公司价值、审计师选择和政治关联相关关系的研究，最终发现三者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影响的作用，任何一方都能影响另两方的相关关系。杜兴强和周泽将（2010）发现具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上市公司不愿意选择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且这种趋势随着政治联系程度的提高而增强。他们认为，政治联系是民营上市公司的一种隐性资源，且不愿意为外界所观察到。在此基础上杜兴强等（2011）进行统计表明，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大陆境内的市场份额仅为33%，显著落后于欧美国家，他们的研究发现，中国国有上市公司，尤其是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上市公司在审计师选择方面有选择当地小型事务所的“地缘偏好”，同时在相同条件下，具有政治联系的公司更不可能收到非标审计意见，他们认为这可能反映了政治联系下潜在的“共谋行为”，进而扭曲了选择外部审计时的动机以及其治理作用的发挥。张嘉兴和傅绍正（2014）在研究高质量外部审计和内部控制的替代关系时发现，在国有企业中内部控制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几乎完全失效，仅内部控制可在抑制盈余管理上产生作用。与此类似，曹国华和骆连虎（2015）的研究也发现当公司聘用的会计师事务所与上市公司注册地在同一省份时，内部控制以及会计师事务所选择失去了应有的治理作用，这些也从侧面印证了杜兴强等人的研究结果。Wang et al.（2008）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他们据此总结出了三个更加细致的原因：（1）由于国有企业在经营上能享受到“特殊优惠”，同时在信息披露方面有政府信誉支持，因此不存在对高质量外部审计的要求需求；（2）地方小型事务所相较于大型事务所虽然在信誉方面存在差距，但却拥有着地方信息优势，这些与地区相关的独特经验可能更为企业所看重；（3）企业存在于政府机构进行勾结的行为，且受到地方权力的压力，进而不能完全自主地选择审计师。这三点原因在经过实证分析均得到了验证，不过其中第（2）点仅体现在中央国有企业之中。综上所述，如果要探究我国市场中的审计师选择行为，关注到政治联系是十分必要的。

关于高管团队特征：

现今大部分有关高管团队（TMT）特征的研究都源自于Hambrick和Mason在1984年提出的“高层梯队（Upper Echelons）”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个组织的成果（Organizational outcomes）是“组织中强有力的行为者”的价值观（values）与认知基础（cognitive bases）的反映，这其中的强有力的行为者即指公司中的高层管理团队。他们所提出的模型描述了管理者在面对复杂外部情形是做出选择的过程：外部情形在经过高管人员的价值观与认知基础的过滤后，形成了他们的最终感知，之后再一次结合他们的价值观并为最终的战略选择（strategic choice）提供了基础。在进一步的分析中，Hambrick和Mason进行了几点强调：（1）这一理论关注的是可被观察的组织特质（observable managerial characteristics）或称背景指标，例如任期、年龄、教育、职业背景等，而不是心理学维度的指标。这是因为心理维度指标的不宜查询，以及两类指标潜在的不一致问题。（2）该模型下的一切主张都应暗含“同一行业内”的大前提，这是在考虑到不同行业的发展态势、复杂且彼此分离的特征所提出的。（3）该模型在解释管理者特征与战略选择、组织绩效的关系时绝对不是单向的。因为一方面董事会在选择高管时，可能已经暗地对高管的背景进行了筛选，进而选择他们认为“正确”的特质。另一方面策略选择是可以“自我强化的”，即组织成果可能反过来影响高管的特质。最终，Hambrick和Mason汇总了该理论下可以被用做研究指标的几种高管团队特质，包含任期、年龄、教育、职业背景以及团队内的异质性/同质性。

在这之后，这一模型被大量的研究所论证，Finkelstein和Hambrick在1996年所著的Strategic leadership: Top executives and their effects on organizations以及 Carpenter等人在2004年发表的Upper Echelons Research Revisited: Antecedents, Elem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Top Management Team Composition等文献将前期相关研究进行了细致的总结，一些文献阐述了基本特征的影响，如更低的平均年龄、更高的教育背景与公司的国际多元化程度正相关（Tihanyi et al.，2000）；拥有更多的传统职业背景（财务、一般管理）的高管更倾向于维持现有公司战略（Geletkanycz和Black ，2001)；具有国际经验的高管能为跨国公司创造更高的价值（Carpenter et al. 2001）等。不过相较而言学者们更加关注的是高管团队的内部关系特性，即差异/同质性。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说法是，在年龄、教育、职业背景等方面具有较高异质性的团队会表现地更加活跃，如实施更大胆的竞争行为（Hambrick et al.，1996）、更多的内部争论（Simons et al. ，1999）、更强的创新性（West和Anderson，1996）以及更容易更改他们的战略（Boeker，1997）等。而同质性团队则有助于团体的凝聚力和沟通（Michel et al.，1992）、为团队成员解提供解决问题的类似经验来促进合作（Gupta和Govindarajan，1984），进而提供更高的团队稳定性。Keck（1997）结合企业外部环境得出结论：同质性较高的团队在稳定的环境下能带来更高的公司绩效，而异质性团队则能在动荡的环境中为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随着理论基础的完善，这一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学者们开始关注高管团队特征更加细致以及在其他层面的影响，如Heyden（2017）发现高管团队特征与CEO之间的联系共同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R＆D）；Qi et al.（2018）则发现在中国市场中部分高管团队特征（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和财务工作经验）与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密切相关；Khunkaew和Qingxiang（2019）发现泰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中中高管团队特征同样在起作用；而Zhang（2019）则发现团队同质性、共享工作经验两类高管团队特征影响着美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质量。与此同时，虽然我国关于高管团队特征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依旧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如与内控以及盈余管理的关系（杨志强和王华，2014；李端生和周虹，2017；高子捷和王敏，2019）；与社会责任披露（黄荷暑和周泽将，2015；王士红，2016；郭文忠和周虹，2020）；与企业绩效（张平，2007；余国新等，2010；季健，2011；朱国军等，201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