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资源诅咒”理论在中国的实证研究文献综述

一、引言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根据一般常识人们很容易得出类似的结论: 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越富裕，其经济发展就会越快，其经济长期增长也更有保障。古典经济学家大部分对自然资源有很高的重视，如马尔萨斯等就认为自然资源是支持一个农业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自然资源是否充裕对工业化社会的发展速度也起着关键的作用。马尔萨斯在其著作《人口论》中就指出如果人口增长速度超过自然资源增长速度，就很有可能导致大的饥荒和社会动乱。那时候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自然资源的富裕与否，拥有富裕的自然资源应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在李嘉图之后，很少有古典经济学家对自然资源进行研究，直到进入20世纪50年代之后, 自然资源才重新回到现代经济学家的研究视野中。但是，这一时期关于自然资源的讨论主要是逻辑上的推理, 并没有形成普遍的意见。这一时期普遍的观点认为, 富裕的自然资源作为潜在的财富, 可以很方便的转化为资本, 而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之一, 因而富裕的资源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保障, 这种观点基本与古典观点一致。

然而，从20世纪到21世纪世界范围内各国经济发展过程来看，自然资源富裕的国家或地区，其经济发展速度并不一定很快，相反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甚至很慢。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在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命题“资源诅咒”( curse of resources)，其涵义是指富裕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并非一定产生促进作用,而是产生负面作用，很多资源富裕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资源缺乏的国家。最典型的例子：20世纪，矿产资源富裕国家占多数的非洲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不及同时期的日本、瑞士等资源缺乏国；石油资源富裕的委内瑞拉、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经济发展也与资源匮乏的东亚新兴经济体韩国、香港等差距甚远。那些资源缺乏的经济体为摆脱资源束缚而主动放弃传统的增长模式，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实现了更快的经济增长，而资源丰裕的经济体却陷入资源依赖型的增长陷阱，经济增长步履维艰甚至停滞不前。许多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没有技术革新和制度创新，自然资源的丰裕与经济增长呈现的是负相关关系，即自然资源对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非但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反而成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陷阱。

很多经典研究文献在国家层面上对“资源诅咒”进行了验证和分析（Sachs 和Warner，1995、1997、1999a；Rodriquez 和Sachs，1999；Leite 和Weidmann 1999；Gylfason 2000、2001a；Papyrakis 和Gerlagh，2004），公认的结论是：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向联系，自然资源丰裕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往往慢于资源贫乏国家。针对这些经验结果，经济学家们尝试从不同方面说明和验证了自然资源是如何制约经济增长的。他们提出了自然资源制约经济增长的各种传导机制，如制造业萎缩引发的“荷兰病”、投资减少、科研和教育水平下降、制度弱化滋生腐败等。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程度差异很大，中西部地区的各种自然资源十分富裕，东部地区的资源非常贫乏，资源供应长期不足。但是，资源富裕的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富裕的自然资源非但没有促使其经济飞速发展，反而使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东部地区。

“资源的诅咒”命题是否可以引入到一国内部考察不同区域发展水平的差异性, 极具学术的意义和解释实际经济现象的价值。从直观上可以看出, 中国的区域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差异性特征,自然资源禀赋相对丰裕的中西部地区, 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却远不如资源匮乏的东部地区,似乎也佐证了本文讨论之命题的正确性。然而, 直觉认识并不能代替严谨的学术研究, 表象的发现也未必是客观的真理。为此, 本文将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研究确定在一国范围内,以中国省际层面的数据资料为依据, 对这一命题作细致的实证研究, 检验丰裕的自然资源是否真的限制了地区经济增长。

同时，应该注意到中国政府也意识到“资源诅咒”这一问题，在2010年成立“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山西经济发展的积极变化。本文的研究意义不仅在于验证一个理论假说, 同样重要的还在于揭示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种内在机制, 并力求找到解决“资源的诅咒”这一命题的解决方法以及为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模式提供理论支持。

1.2 文献综述及创新

Auty于1993 年在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问题时第一次提出“资源诅咒”命题后，Sachs 和Warner（1997）对“资源诅咒”进行了开创性的实证检验。他们选取95 个发展中国家为样本，采用第一产业出口份额和金属产值来衡量自然资源，测算自1970～1989 年这些国家GDP 的年增长率，结果表明，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性，即使将更多的解释变量纳入回归方程，比如制度安排、区域效果、价格波动性等，负相关性依然存在。资源丰裕度的测量是实证研究中一个重要难题，为此，学者们纷纷引入了一些替代变量，如初级产品部门的就业比例（Glyfason，1999）、人均耕地数量（Wood and Berger，1997）、能源储量（Stijns，2000）、资源租占GDP 的比重（Hamilton，2003）等，研究这些指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负相关关系普遍成立。国外最近一些研究（Alexeev amp; Conrad (2009)；Murshed，Perala，2002）对自然资源的类别加以细分，讨论不同资源国家遭受资源诅咒程度的差异，研究表明：集中型资源（如矿产资源）经济体更容易遭受“资源的诅咒”。对于“资源诅咒”机理的研究，“荷兰病”（由于采掘业部门的急剧膨胀，传统的制造部门发生了萎缩，人们称之为非工业化或“荷兰病”。）理论受到广泛认可。Sachs 和Warner（1995）在Matsuyama（1992）的模型基础上衍生出动态的“荷兰病”（Dutch disease）内生增长模型。模型包含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不可贸易的部门和自然资源部门，自然资源越丰裕，对于不可贸易品的需求也越高，进入制造业部门的资本和劳动便随之下降。在制造业部门具有“干中学”的假设条件下，这种“荷兰病”就妨碍了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和教育的忽视被认为是造成资源诅咒的重要因素。跨国数据实证显示国家的教育经费支出和初级、高级学校学生入学率都与自然资本饱有率成反向关系（Gylfason，2001）。近年来，一些学者通过制度因素的研究，试图从制度弱化的角度给出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Mehlum，Moene，Torvik，2002；Lay and Mahmoud，2004；Norman，2009）。随后有文献把“资源诅咒”命题引入一国内部以考察不同区域经济增长水平的差异。Elissaios Papyrakis 和 Reyer Gerlagh（2004）利用美国1986-2001 年期间49 个州的截面数据，证实丰裕的自然资源的确阻碍了美国地区的经济增长，并对其中几个传导机制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