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早期小说的叙事伦理文献综述

沈从文小说叙事研究综述

摘要：沈从文作为五四以来的文学大家，凭借别具一格的创作风格，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截至目前，学者们对沈从文的研究多聚焦于其小说，且涉及其独特的叙事。在叙事层面，研究多从叙事内容与叙事话语展开；叙事内容多从人物、情节、背景展开，叙事话语则多从叙述时空、叙述视角、叙述线索等展开。两个层面的研究都有一定的伦理分析，但是学者们多没有系统且深入地论述沈从文小说的叙事伦理，并且只关注到沈从文中晚期作品的叙事，忽略了其早期小说透露出的叙事伦理指向。可见，沈从文早期小说的叙事伦理研究有待深入。

关键词：沈从文； 小说； 叙事内容； 叙事技巧； 叙事伦理

一、引言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始于1924年，凭借对湘西世界的描绘，在文坛声名鹊起。近年来，学界对沈从文小说的研究日益增多，且多从其独特的叙事艺术入手。但是研究多聚焦在其代表作《边城》、《长河》等，对其早期小说的研究不足，且不够重视其小说特殊的伦理价值。

二、正文

国内对沈从文小说叙事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有针对单篇文本或某个叙事手法的细致剖析，也有对所有文本或整体叙事风格的概括阐述。综合来看，研究者对沈从文小说的叙事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大的方面。

1. 叙事内容层面的研究

这一部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第一，沈从文小说叙事中的人物研究。沈从文出生于湘西，其笔下的人物多带有湘西地方色彩，抑或在某种程度上映射出作家的主观思考，具有特殊的研究意义，因此，研究者们对其人物塑造讨论得较为充分。龙慧萍在《沈从文诗化小说的叙事学研读》一文中认为：“沈从文所刻画的都是lsquo;扁形人物rsquo;hellip;hellip;作者刻意地将人物形象淡化，使人物成为了诠释“人生形式”的注脚。其用意正在于将个体形象升华为群体形象，再上升为民族形象，最终指向对人类的整体悲悯。”^[1]夏志清在《文学的前途》中也认为，沈从文对人类存在状态有一种深切的整体关注，他希望提醒现代人保持对生命的虔敬态度。大多数研究都提到了沈从文是在“老老实实地描摹每一个人应有的一份哀乐”，认为人物大多没有被设计成典型，而只是被展示出平常的生活情状。类似论述还有刘颖慧、张文东的《lt;边城gt;的传奇叙事——兼论沈从文小说叙事的“中国经验”》等。此外，还有研究者注意到沈从文小说人物的性别叙事。杨玉珍在《lt;边城gt;的民族伦理与性别叙事》中谈到：“少数民族、女性、自然在类性别化思维中处于同样的客体化和对象化位置，在女性以及“边城”的性别权力关系中寄予了作者关于民族和自我的想象，这是沈从文自己没有明确意识到的。”^[2]她把“翠翠”看做符号，是一类边缘的、弱势的少数民族女子；她们“衍化成全球化语境下lsquo;本土化rsquo;表述策略中lsquo;魅力湘西rsquo;的代名词”，源于沈从文从都市的湘西想象中描绘湘西。总之，不管是否符号化，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形象，尤其是湘西人物形象，往往都展现出自然、和谐的人性，透露出作家的一定伦理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