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体动物》在现代中国的改编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

（一）课题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话剧原本是西方舶来品，英语名为Drama，由于社会变革需求，这种从欧洲移植到中国的外来戏剧形式应运而生。中国早期话剧产生于1907年，当时称“新剧”或“文明戏”，但新剧于辛亥革命之后逐渐衰落。五四运动后，欧洲戏剧传入中国，中国现代话剧兴起。1928年由戏剧家洪深提议定名“话剧”，以统一有关这个新的艺术形式的多种不同称谓，并使其区别于中国传统戏曲，以独立的艺术品格和崭新姿态屹立于中国艺坛。由此可见，要研究中国话剧，首先逃不开的便是中外话剧的跨文化改编，尤其是外来戏剧的中国化改编。

《软体动物》是英国剧作家哈伯特·亨利·戴维斯（Hubert Henry Davies，1869-1917）的一部讽刺喜剧，自传入中国起就不断被人改编搬上戏剧舞台。然而此作在英国并非巨著，却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话剧界受到了极大的关注，掀起一股改编热潮，你方演罢我登场，在中国的土地上广泛地传播开来。洪深在《寄生草·跋》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它是民国十七年至二十年间南北各地业余剧社最普遍最受欢迎的剧本；它的演出曾经造就过不少成功的演员；它的演出使中国观众接受了西洋喜剧的精神。”《软体动物》在中国较为重要的改编本有朱端钧的《寄生草》、洪深的《寄生草》、佟晶心的《寄生草》以及赵元任的《软体动物》等。为何当时《软体动物》会在英国和中国受到如此悬殊的对待，在中国戏剧舞台上经久不衰？杨新宇先生在《洪深与复旦剧社》一文中这样说过：“《寄生草》塑造的女性形象，却提醒人们树立独立的自我，不要蜕化为随波逐流的寄生草，而周小姐的形象，如同同样翻译进中国的娜拉一样，成为女性自身解放系列中的一个新的成员。”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女性解放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也因此涌现出一大批相关作品，《寄生草》正是其中之一。

虽然《软体动物》的改编本较多，但学界未见到关于《软体动物》在现代中国改编的整体研究。虽有一些零星文章，但多是改编剧作上演时出现的一些剧评，如《北平杂话（三）》所言：这确是一幕成功的戏剧，使社会上都能以“软体动物”一名词来戏谑人，其普遍的印象便可知了。新世纪以来偶见对于《寄生草》的论述，或是单论某个版本，如安凌在《重写与归化：英语戏剧在现代中国的改译和演出（1907-1949）》一书中对洪深版《寄生草》进行了细致分析，并归纳了其与原作的不同之处，或是两个重要版本之间的比较，如杨新宇在他的《从﹤寄生草﹥到﹤家有娇妻﹥》一文中对朱端钧改译本和洪深改译本的关系及差异作了详尽论述。纵观学界，还没有对《软体动物》在现代的“中国化”改编作整体研究，

总的来说，学界关于《软体动物》在现代中国的改编的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此类课题的研究将会逐渐走向成熟。

（二）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1.本课题对于深入探讨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深刻影响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2.本课题对《软体动物》改编剧的分析，归纳出跨文化改编的一般规律，将会对今后的跨文化改编提供一定的借鉴；